在1970年代，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在著名的斯坦福“棉花糖實驗”探究了兒童時期延遲滿足能力對于其未來成功的重要性。如今一個德國研究團隊用奧利奧和香草曲奇將此經典實驗適配以德國和肯尼亞的學齡兒童。他們發現當孩子們取決于彼此之時其更有可能做到延遲滿足。他們在《心理科學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們的發現。

米歇爾著名的行為研究從自斯坦福Bing幼兒園選調了600名4至6歲的兒童。他給每個小孩一個棉花糖，并告知他們可以選擇立即吃掉這個棉花糖。然而如果能夠忍住一刻鐘，他們便會得到第二個棉花糖作為獎勵。隨后Mischel離開房間，而一個隱藏的攝像機將記錄下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一些小孩直接吃掉了棉花糖。另一些找到了便利的轉移注意力的方法：捂住眼睛，踢桌子，用手指戳棉花糖。一些小孩聞它，添它，或沿著邊緣小口地吃。約三分之一的小孩堅持到獲得第二個棉花糖。許多年后米歇爾注意到一些小孩在后來的成功（更好的成績，更加自信）與其幼兒園時期延遲滿足能力之間的強關聯。米歇爾的后續實驗驗證了這一關聯。

米歇爾本人強調僅僅未能得到第二個棉花糖的小孩并非必然有失敗人生的宿命，警告人們勿過分解讀這一實驗結果。2018年的一個以學齡前兒童為對象的新棉花糖測試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細致的圖景。在其中能發現未來成就與學齡前抵制誘惑能力的相同關聯，然而如果我們納入家庭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因素，那么這一關聯會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注意力或許是另一個因素。如我們此前的報道所述，根據2019年《美國醫學會精神科期刊》的一篇文章，被老師認為是相當注意力渙散的幼兒園小孩比起被認為是相當親社會的小孩在他們30多歲時收入偏少。事實上，相比棉花糖測試注意力可證明能更好地預測小孩將來教育和職業狀況。單個老師的評估足以識別潛在受影響兒童。

無論如何，延遲滿足都是一個想望的品質。促進與他人的合作便是其益處之一。在這個最近的研究中，馬克思普朗克演化人類學中心的科學家們設計了一個略有不同版本的棉花糖測試以探究自控力在人際合作中的益處。

“例如，對于分享其食物給他人的人們——由此他們會得到一個好名聲或收獲遠期利益回報——他們必須抵制眼前自己吃掉食物的誘惑。”作者寫道，“同樣地，參與協作項目的科研人員必須抗拒觀看互聯網消遣視頻的動機。”

200名5或6歲的兒童來自兩個不同的文化背景：德國和肯尼亞的基庫尤部落。實驗在德國的一個實驗室和肯尼亞當地的學校進行。在實驗之前，小孩們玩丟氣球游戲以為熱身運動。

共有三個實驗設置。在“獨立情況”下，兩個小孩中的每個都被給予一個曲奇——奧利奧給德國小孩，香草曲奇給基庫尤小孩——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可以等待便會再得到一個曲奇。這本質上就是經典的棉花糖測試，因為對于兩者中的任一者結果不會受另一者的行為影響。在“互依情況”下，兩個小孩都被給予曲奇，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都等待那么他們都會得到第二個曲奇，不過如果其中一個不能延遲滿足那么兩者都將不會得到第二個曲奇。

最后，在“依賴情況”下，兩個小孩都被給予曲奇，每個都被告知如果他/她能夠克制而不吃它那么他/她與其搭檔都會得到第二個曲奇。然而，每個小孩認為自己的決定不受搭檔的決定影響。即，其認為搭檔取決于自己而自己不取決于搭檔。

研究人員發現比起德國兒童基庫尤兒童普遍稍更加傾向于等待。他們把這歸因于文化差異。而無論對于哪國兒童，比起在“獨立情況”下，在“互依情況”下都有顯著更多的小孩選擇延遲滿足——這是兒童開始有對他人有社會責任感的證據。用作者的話說，即“比起為了個人目的，為了合作目的兒童們更有意愿延遲滿足。”然而，在“獨立”和“依賴”情況下的數據沒有清晰的區別。“互依”是關鍵。

其實這亦非一個理智的籌劃。如果把第二個曲奇的價值跟保持第一個曲奇的成本相比較，作者認為，在有風險的“互依”場景中孩子們做到延遲滿足的可能性會降低。事實上，“孩子們可能是因為感覺到不能讓搭檔失望所以延遲滿足，”共同作者Rebecca Koomen說，“而且如果一個小孩吃掉了曲奇那么其搭檔將有權責備他/她。”

共同作者Sebastian Grueneisen說：“即使小孩們互相不能看到或交流，我們也得到這些發現，這證實簡單地置身于合作的情境便會令他們受到強烈的動機上的影響。”

《心理科學期刊》, 2020. DOI: 10.1177/095679761989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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